「我最近就這樣啦，反正大家不都嘛會這樣？」“I’m just going through a phase right now. Everybody goes through phases and all, don’t they?”
美國小說《麥田捕手》
文：吳俊漢醫師
前幾天國內的新聞媒體少年報導者做了一份專題，與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合作調查了兒童心智科門診中對新世代青少年的觀察。一如世界多數國家的調查，當代的青少年心理衛生儼然成為大危機，但不想在報導曝光時立刻助攻，主要還是懷疑這可能存在①青少年對理想化人生遭逢挫敗時的情緒反應，可能被不當地病理化為精神疾病；②以美國為首的精神醫學界不斷創造診斷名詞的趨勢已經越演越烈；③台灣人擠人的精神科健保門診真的能做到多少有鑑別力的診斷。
在美國小說《麥田捕手》裡，主人公是16歲的Holden Caulfield，他輟學後漫無目的獨行在紐約街頭，一方面對世界的虛偽、勢利、以及「裝模作樣」的成人們感到強烈的憤怒和厭惡，一方面也哀悼著逝去的純真美好時光，並為自己的人生感到孤獨、迷惘、失落與憂傷，最後，他住進了精神病院，未來在哪裡？作者並沒有給出明確的去向。
在1950年代，Eric Erickson提出的社會心理發展理論就認為，青少年階段要在同儕團體中面對兩股力量，一股是團體歸屬感及自我認同，一股是角色混亂及無目的的生活，日本在近2000年時提出的「中二病」一詞，也很精確地描繪青少年經常一時有膨脹的謎之自信，帶著不屑一切的狂傲，一時又極端消極沮喪，陷入事事不如人的挫敗，各位七八年級生，應該都很清楚，這是我們轉大人過程中幾乎都會經歷的。舉凡這些憂鬱、悲傷、焦慮、不安、失落、沮喪、孤單、疏離、煩躁、厭煩、無助、絕望都在2020年過後的網路次文化中成了當紅語言「我emo了」，事實上現代許多青少年坐定在診間，一開口就是「我覺得憂鬱焦慮」的自我標籤化陳述，然而，怎麼樣的emo才能算是心理衛生工作中一定得去處理的異常？
越來越難鑑別的emo
精神醫學並不是為身心靈事業的自我成長在服務，臨床上認定的異常還是有一些很具體的要件：
- 跟過去的自己比，明顯的不同
- 跟同齡、同文化圈 (成長背景、教育水準、宗教信仰…) 的人比，明顯的不同
- 造成臨床、生活上的困擾
- 功能 (學習、人際、情緒調節、職業表現…) 的減損夠顯著
- 上述表現出時間的佔比夠多
- 以上的①很不同 + ②很經常 + ③功能減損=異常。
現在來反思網路次文化中的emo，是非常難鑑定出正常與異常的分野的：
- 主觀陳述的信效度是否真實:
- 困難點： 臨床高度依賴個案的主觀感受與經驗陳述。當青少年已經內化了某個疾病標籤，他們可能會有意識地按照該標籤的「劇本」來描述自己的感受和行為，選擇性地強調符合標籤的症狀，忽略不符合的部分。他們使用的詞彙可能直接取自網路描述，而非真實的內心體驗。
- 影響： 這使得醫師難以判斷症狀的真實性、嚴重程度（是否達到「程度夠顯著」）、以及質與量的特性。例如，將一般的情緒低落或壓力下的焦慮形容為「重度憂鬱發作」或「恐慌發作」，混淆了正常情緒波動與臨床閾值的界線。
- 到底是發展階段的常態還是病理
- 困難點： 青少年期本就是一個充滿情緒波動、自我認同探索、社交焦慮、對存在意義感到困惑的階段。許多與「emo」文化相關的情緒表達（如悲傷、疏離感、對世界的不滿）在一定程度上是此階段的正常現象，或是對特定壓力（學業、人際）的反應。
- 影響： 自我標籤化容易將這些發展性的、情境性的情緒困擾「病理化」，直接套用進疾病框架。醫師要區分，這些表現是短暫的、符合發展常態的掙扎，還是確實反映了早期發病的精神疾病，需要大量的旁證。
- 功能減損中的「雞生蛋/蛋生雞」問題
- 困難點： 功能減損是判斷異常的重要指標。但如果青少年因為認同了某個疾病標籤（例如「社交恐懼症」），而主動減少社交活動，或因為認為自己「有病」而放棄學業努力，這時的功能損害究竟是疾病本身的直接結果，還是受到標籤信念和相關行為模式的影響？
- 影響： 醫師需要釐清功能損害的真正原因，避免將次級（因標籤信念導致）的損害誤認為疾病的原發症狀。
- 「與過去自己比」的難點
- 困難點： 如果青少年長期沉浸在自我標籤的次文化中，可能難以回憶或客觀描述「未被標籤」時的自己。他們的自我認知可能已經與標籤深度融合。
- 影響： 這使得評估「跟過去的自己比，明顯的不同」這一關鍵點變得更加困難，無法清晰建立個案情緒或行為的基準線。
- 病識感的假象
- 困難點： 青少年可能宣稱自己「很有病識感」，因為他們能說出自己「有什麼病」。但這種基於網路資訊或次文化認同的「病識感」可能並非真正的臨床洞察力，反而可能阻礙他們認識到自己問題的真實樣貌或複雜性。
- 影響： 他們可能固著於自我診斷，抗拒醫師提出的不同看法或更細緻的評估，影響診斷過程和後續的治療聯盟。
- 聚焦在主診斷引起的遮蔽效應
- 困難點： 過度聚焦於青少年自我標籤的那個「熱門」疾病（如憂鬱、焦慮），可能導致醫師或個案本人忽略了其他可能共病或潛在的狀況，例如學習障礙、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早期思覺失調症狀、物質使用問題、創傷經驗，甚至是家庭或環境因素。
- 影響： 可能導致診斷不完整或延誤治療。
- 還有文化常模嗎？
- 困難點： 在特定的青少年次文化中，表達強烈負面情緒、談論精神痛苦甚至自我標籤，可能是一種被接受甚至鼓勵的溝通方式或身份認同標誌。
- 影響： 這使得「跟同齡、同文化圈的人比」這一標準變得複雜。醫師不太可能通曉所有的次文化生態，個案的表現是符合其特定次文化內的常態，還是確實超越了該次文化所能容納的範圍，並對更廣泛的社會適應產生了顯著影響？
emo次文化對青少年個人的風險
- 醫療化的風險
- 面向： 社會文化壓力（包括次文化內部）可能促使青少年及其家長尋求醫療標籤來解釋或合理化困擾。醫師在有限的門診時間、資訊不對稱、以及避免「漏診」的壓力下，可能更容易接受個案呈現的「既定診斷」，將原本屬於正常發展範圍或亞健康的情緒、行為問題「醫療化」。
- 影響： 可能導致正常生活經驗被過度病理化，削弱個體應對生活挑戰的韌性。
- 不必要的藥物治療與其後果
- 面向： 一旦給予了不合宜或不必要的診斷，很可能伴隨著藥物治療的建議（如抗憂鬱劑、抗焦慮劑）。然而，對於可能僅是發展性、情境性困擾的青少年，藥物介入的效益存疑，且可能帶來副作用。
- 影響： 青少年需承擔藥物副作用風險（生理、心理）、可能對大腦發育有不良影響、產生對藥物生心理依賴、以及過早進入「病患角色」。
- 心理治療資源的錯置
- 面向： 即使是非藥物的心理治療，在自我標籤的引導下，治療目標也可能失焦。例如，針對「社交焦慮症」的治療可能無法解決由家庭衝突或學習困難引發的社交退縮。
- 影響： 浪費有限的心理健康資源，個案的根本問題未被處理，可能因治療效果不彰而感到挫敗，甚至對心理治療失去信心。
- 強化「病患認同」與自我設限
- 面向： 在青少年這個自我認同形成的關鍵期，過早或不恰當地被貼上精神疾病標籤，可能使這個標籤成為其核心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他們可能認同於「我就一直是個憂鬱症患者」，而非「我正在經歷憂鬱情緒」。
- 影響： 可能阻礙健康自我認同的發展，限制其對未來的想像與潛能的發揮，產生習得性無助感。
- 對精神疾病的污名與反效果
- 面向： 雖然部分青少年可能藉由標籤尋求歸屬感，但隨意而輕率地使用精神疾病術語，可能在無意間矮化或曲解了這些疾病的真實嚴重性與患者的痛苦。同時，不準確的自我標籤被張揚後，仍可能在某些群體中引來誤解、歧視或不必要的擔憂，造成社交上的困擾。
- 影響： 可能加劇內化的污名感（若個案真的相信自己有問題），或是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混淆他人對精神疾病的誤解。
今天先分享到這邊，改天會特別提一提長年以來被公認是兒少憂鬱症的情緒特色：「憤怒」，它很有意義，但如同我們今天提的emo文化一樣，非常不容易鑑別。
參考文獻：
D ALARCÓN, R. E. N. A. T. O. (2009). Culture, cultural factors and psychiatric diagnosis: review and projections. World psychiatry, 8(3), 131.
Uggen, M. R. (2024). Identity status and identity style in the emo subculture: Exploring identity between emo vs. non-emo emerging adults.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Munteanu, A., Costea, I., Paloş, R., Jinaru, A., & Dragomir, G. M. (2011). Emo phenomenon–An actual problem in adolescence.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5, 1611-1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