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文化在台灣的實境

文:吳俊漢醫師

從約一週起,到今天早上,我已經是第3次看到有大聲量的網紅援引一篇關於29國的孝道信念與家內互相支援行為的社會學學術文獻,超譯偷渡個人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台灣當前的成年子代與親代的關係。

這看起來跟精神醫學是沒什麼關係,但實則很有關係:

  • 兒童與青少年絕對不是孤立於社會的個體:兒少的心理健康、情感調節能力,是受到家庭系統雕塑的,而家庭系統又被外在的社會文化思潮所形塑。從幾年前《背離親緣》一書紅了,大量關於「毒親」的論述及個人故事集在網路上放送後,社群媒體就鋪蓋地放送各種「原生家庭有毒」、「都是父母欠我的」論理,整個社會正在大規模地醜化家庭系統。我自己做為以依附理論驅動的婚姻治療者,非常清楚這種潮流的危害:兒少跟親密他人的依附經驗品質是心理健康的基石,當社會上有個浪潮在摧毀兒少與家庭之間的關係連結時,這對還在發育中的兒少,甚至是剛面對社會的年輕成人,是一個不健康的運動。
  • 我們多次引用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Eva Illuoz、哲學家韓炳哲的論述,後現代社會帶來了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潮。這種思潮鼓吹絕對的自我實現、將人際關係商品化,只要關係帶來負擔,就鼓吹個體斷捨離。這大量反映在臨床與心理治療的實境中:
    • 許多來到診間的成人或青少年,主訴焦慮、憂鬱、空虛感或邊緣人格傾向。他們往往認為自己是「絕對生病」或「童年創傷」,卻不自知自己正承受著因為缺乏穩定、長久、具備實質互助與彼此承擔的社會網絡帶來的惡果。
    • 社會學研究明確指出,現代非親屬網絡(如同儕、網友)往往是「流動且高度不穩定的」。當個人遇到真正的毀滅性打擊(如失業、重病、中年危機)時,這種脆弱的情感網絡往往第一個斷裂。
    • 我們之前約略有提到,襲捲全球政經體制的新自由主義,加劇了「我的成功全是我個人努力得來的」功績主義的信念,在這種嚴格階級分明的社會中,社會流動難度倍增外,財富高度集中在順風順水的資本家手中,此外,社會上有著大量的loser都被迫承受不合理的勞動與付出,並且與自己的勞動成果分離,loser或所謂危危顫顫深怕階級下落的高上層中產階級,把人生中原有的各種壓力生成的情緒,率先自我帶入「焦慮」、「憂鬱」或「家庭創傷」的病理標籤,然後尋求各種我自成長的修復之路,於此同時,落隊的,尤其是年輕世代,開始在網路上尋找心理學迷因,將自己的各種不順遂,套入「高敏感」、「逃避依附」、「成人ADHD」或「創傷後壓力症」等無休止的診斷中。因為只有「生病」,才是唯一能讓人合法停下喘息、免於被指責「不夠努力」的理由。


在20-30年前,許多政治學家及經濟學家就對新自由主義提出警告,而今全球的動蕩與各種所謂的「舊俗」的崩解,都跟新自由主義掠奪了人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有著關聯,如果我們這代人仍然任由新自由主義洗腦每天的決策,將在「追求絕對自我自由」的幻覺中,親手割捨人與人之間最後的真實連結,不僅會把結構性的集體困境,誤認為是個人的無能與創傷,更會讓整個社會加速原子化,最終孤立無援地淹沒在功績社會與病理化浪潮的汪洋之中。

29國的孝道信念研究到底說了什麼

  • 研究資料來源:「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SSP)2017年次模組資料,涵蓋29個國家,受訪對象為15歲以上成人。各國樣本數從墨西哥的1,002人到中國的4,219人不等。其中亞洲國家有6個代表,有中國、日本、台灣 (這三個在世界價值觀調查中,加上南韓、港澳,一般都稱之為「儒家文化圈」)、印度、菲律賓、泰國。
  • 核心指標:
    • 「孝道信念」(filial obligation):以受訪者對「成年子女有責任照顧年邁父母」此一敘述的同意程度 (5點量表,5分表示最同意) 測量,並以各國平均分數代表國家級別的孝道強度;
    • 「個人主義程度」,採用2017-2018年該輪的世界價值觀調查 (WVS) 中「生存vs.自我表達」維度分數 (範圍−2.5至3,分數愈高愈個人主義) 作為變項。
    • 「家庭支持」則以四道題目測量受訪者在四種需求下最先求助的對象:
      • (一)心情低落想找人傾訴;
      • (二)家庭問題需要建議(以上兩者歸類為「情感支持」);
      • (三)生病臥床需要人照顧;
      • (四)需要人幫忙做家務或園藝(以上兩者歸類為「實質支持」)。
      • 受訪者可選「近親」「較遠親戚」(合併為「家人」)、「好友」、「鄰居/同事/其他人」(合併為「其他人」),或「沒有人」與「無法選擇」

首先,國家級別的「個人主義程度」x「孝道信念」:孝道最強的國家集中於菲律賓(4.61分)、泰國、中國等亞洲社會,台灣在4-4.5分間,而孝道最弱則落在瑞典(2.98分)、丹麥、芬蘭等北歐國家;日本雖屬亞洲,孝道強度與個人主義模式卻更靠近北歐國家,成為區域內特例。

再來這4組圖,其中A圖就是在網路上大量流傳的,被用來和黃仁勳前陣子的名言相互參照,指涉「有毒的亞洲父母/家庭關係…到我們這代為止」。這4個圖可以推演出這麼媚俗的論述嗎?這4組圖只能說台灣的受訪者不太會在「心情低落時找家人支持」,但要跳到「有毒的亞洲父母/家庭關係」云云,完全都是腦補上的。

  • 「孝道信念」與「家庭支持」之關聯,呈現四類需求下,當中會找家人的比例,在(c)生病、(d)做家務這類實質支持上,幾乎所有國家不分孝道強弱,都以家人為主,比例普遍落在六至九成
  • 但在(a)心情低落、(b)家庭問題這類「情感支持」上,各國差異大得多,且與孝道信念的關聯更明顯,孝道愈強的國家,情感上也愈傾向找家人
  • 台灣在(a)圖的表現比較另類:儘管台灣孝道信念偏高,與克羅埃西亞、南非相近,但「心情低落時找家人支持」的比例僅37%,是29國中最低,遠低於孝道信念更強烈的菲律賓 (近八成)。

為什麼直接用腦補論述來指稱「有毒的亞洲父母/家庭關係」,因為上面圖3(a)講的是需要情感支持時的行為表現,緊接著我們看圖4(a),立刻就可以發現這個腦補是站不住腳的:統合分析呈現「孝道信念的強弱」在「個人層級」對選擇向家人求助的平均邊際效益,圖4(a)(b)分別為情感需求(心情低落、家庭問題)、沒上來的圖是跟圖3講的實質支持一樣,結果均顯示孝道信念對4類型求助行為,在選擇家人做為幫助者時有全面顯著的正向效果。而台灣的資料也很明顯呈現出:「愈認同孝道者」仍顯著更傾向找家人談心,只是全國平均值偏低,兩者並不能算矛盾,而且這也只是顯示最終的信念與行為表現的傾向,都沒有去提到「有毒的亞洲父母/家庭關係」是否在這個路徑中佔據了一席之地。

最後,當我們把「該國家個人主義盛行與否」x「孝道信念對求助行為的影響效果」拿來分析:個人主義程度愈高的國家,孝道信念對「選擇家人」的效果反而愈強(四類需求迴歸係數介於0.0089–0.013,p<0.001)。換言之,在較個人主義的社會中,少數仍堅信孝道信念的人,比集體主義社會中有同樣信念的人,更會把信念落實為實際求助行為。

研究的陷阱

這當然是一份有趣的跨國比較,但要注意它諸多結論是要小心解讀的:

  • 樣本規模與代表性:最大單一國家的樣本是中國,也就4219人,對應各國的人口基數,這樣的代表性是否足夠?
  • 就算是代表性樣本,不能全然類推到鄰近的國家:作者就有說,南非的結果不能直接推論到整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色列的結果不能代表整體的阿拉伯國家。墨西哥的結果不能代表整個拉丁美洲
  • 指標要測的,是否真實回應了問題要問的:像這個研究,「成年子女有義務照顧年邁父母」這問題來衡量孝道義務真的足夠了嗎?就像引用的《論語》內容,奉養在儒家的視角是最基礎的孝道行為,過了兩千多年,你有聽過台語的俗諺「在生一粒豆,較贏死了拜豬頭」(Tsāi-senn tsi̍t lia̍p tāu, khah iânn sí-liáu pài ti-thâu.)嗎?「一粒豆」是就意指字面上的意思嗎?
  • 這是所有橫斷面研究都共享的困難,只能了解兩個現象之間的相關,無法澄清因果,要長期研究一個社會裡面變遷的價值觀與人的行為,需要長期追蹤,像中研院的家庭動態資料庫,點擊連結可以看到社科類的研究一樣需要很精細的設計。

一個額外的小現象

這個研究中,在詢問收試者的求助行為時,可以選擇「沒人可以求助」或「不知選誰求助」,而台灣的樣本恰恰好,被問到「心情落」時選這兩者的比例在29個國家中最高,總計佔了母群體的12%,但這個意思跟網紅們所說的「最不愛在挫折時跟家人傾訴的國家」是同一個意思嗎?

我們過去有段時間很常寫家庭婚姻相關的文章,這類的論文我個人始終持續有在閱讀,是自己的興趣領域,但因為研究的發現網網不是很政治正確,在現在這年代,不得不收斂自己避免發表冒犯性言論,但若有比較清淡的文獻,還是會抽空分享給大家。

參考文獻:

Sanogo, S., Rossier, C., Studer, M., & Sapin, M. (2025). Cultural context and family support across 29 nations: Evidence from the ISSP 2017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resources modu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55(6), 409–430.

返回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