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俊漢醫師
「我們活在一個疲憊的時代。我們的疲憊不是來自於勞動，而是來自於被賦予的責任。」
~韓裔德籍哲學家韓炳哲《倦怠社會》
這兩天有教養專家宣稱自己從不處罰孩子，只使用正向教養裡的「自然後果」來調校，引起不少家長熱議。
因為現在國家也在家庭、教育兩端都推行「正向」的作為，所以家長們很難不隨從潮流，但有時就會發生有點搞笑的事，比如：
- 「不寫作業」的自然後果是被學校處分，但學校老師未必敢處分，所以「不寫作業」變成沒有「自然後果」也沒有「邏輯後果」 (大人先帶著尊重，且有因果關係制定好的相應、合理的後果，而不是處罰)。
- 再講另一個例子說明「自然後果」有時是完全派不上用場的，比如：完全不會說髒話的家庭裡，學齡兒少卻會說髒話，這多半都是同儕間相互模彷而來的。
- 如果同儕間會說髒話，那「自然後果」是不太會出現的，「邏輯後果」呢？其實就回到傳統教學比較引導孩子去想哪些詞語是「髒話」、說髒話背後的原因，是想吸引注意？是模仿？是情緒無法控制？是想表達憤怒或挫折？找尋替代表達情緒的方案。
教養學在當代已經變成不同階級家長的負擔，在我們多次引用過的藍佩嘉老師的《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一書，在她納入四個研究的小學中，有一個就是在宜蘭的某海濱小學，而藍老師也說在每種不同社經地位的家庭中，教養腳本與實作中間是斷裂的，是有矛盾的。
正向教養真的美好嗎？
我們常聽到的「正向教養」真的像聽起來那麼美好嗎？一篇由已故曾任倫敦政經學院的家事法學者Helen Reece就寫過一篇名為《正向教養的陷阱》的文獻，提供了一些視角，尤其針對英國官方提供的育兒建議進行分析。
她認為當代官方建議可以濃縮為一個核心訴求：「友善對待」（’Be nice’）。「友善對待」這種模式主要包含三個核心元素：
- 1.避免懲罰
- 2.廣泛使用正向強化，也就是大力稱讚和鼓勵孩子的好行為
- 3.以身作則，為孩子樹立好榜樣
她引用了許多學術研究和專家的觀點來說明教養學的風潮轉向：
- 社會學家 Frank Furedi 討論了懲罰在官方育兒建議中的「式微」。
- 社會學家 Sharon Hays 指出了「以身作則」對父母而言是多麼繁重。
- 社會學家 Jennie Bristow 指出了官方建議「父母照顧自己並確保有屬於自己的時間」的出現與高強度的「密集教養」文化的矛盾：父母要高強度的「暖心爸媽」又要照顧自己，而OECD國家調查父母的工時都在增加，那時間從哪裡變出來？
- 哲學家 Stefan Ramaekers 和 Judith Suissa 探討了教養的專業化如何導致父母的變形：父母被要求「表現得像個好父母」，而不是單純地「成為父母」。他們被期望以一種經過「好好學習、有準備的」方式來育兒，而不是自然地做爸媽，為了「正確地」與孩子互動，教養學在要求父母「完全投入」在當下，然而爸媽到底是帶著一著「被訓練後表現愛的態度」在與孩童互動，還是真正享受在當下？
- 學者 W. A. Hart 強調了親子關係中「自發性」的重要性，以及過度分析的潛在危害。
- 學者 Nancy Vansieleghem 提出了「學習型父母」的概念。
「正向」的演進
同時也具體引用了英國官方育兒資源的內容來佐證其論點，主要包括：
- 英國衛生部門出版的《從出生到五歲》(Birth to Five) 這本書，這本書自1989年起定期更新，反映了官方育兒建議的演變。
- Parentchannel.tv 這個網站，它提供免費的育兒影片建議，雖然與政府連結不如《從出生到五歲》緊密，但是受英國官方推荐的。
官方的態度展示了「友善對待」建議的擴展：
- 關於懲罰： 《從出生到五歲》從1989年就持續避免討論懲罰，或只告訴父母「不要」懲罰，特別是不要打屁股。父母被告知何時不該懲罰（如生氣時）以及為何不該懲罰（如孩子的行為可能是正常的階段性反應）。但缺乏關於「如何、何時、為何應該」懲罰的建議。早就不止一位兒童教育的學者認為這樣去除了父母管教工具箱中的一個重要選項。
- 關於正向強化： 這方面的建議在不同版本中不斷擴展。1989年可能只建議父母偶爾注意到孩子做得好的地方並給予肯定。但到了1994年，建議變得更嚴格，要求父母每次孩子做了令人高興的事都要說出來。甚至到了2009年，正向肯定本身就被視為一種獎勵，Parentchannel.tv 上有專家建議父母要「抓住孩子做對事的瞬間」。文章認為這暗示了父母常常「看走眼」，習慣性地只注意到負面行為。
- 關於以身作則： 其重要性日益提升。從最初簡單的「別打、別咬、別踢回去」（針對孩子打你時），發展到強調孩子是模仿者，父母需要處處樹立好榜樣。Parentchannel.tv 強調這不僅僅是「照我說的做，而不是照我做的做」，因為孩子會模仿你的一切，包括說髒話或抱怨朋友。文章還指出，2009年版的建議甚至擴展到父母伴侶之間的互動方式也要是表率。甚至有建議詳細指導父母「如何有禮貌地對孩子說話」，理由是要「給予尊重才能獲得尊重」。文章認為這種「以身作則」將父母的行為對孩子的影響推到一個更極端，彷彿孩子只是父母的「迷你我」（mini-me）。
「正向」的陷阱
雖然這些建議的出發點是希望促進孩子的良好發展，建立積極的親子關係，但這種看似無害的建議，實際上可能具有破壞性。主要有兩個關鍵的「陷阱」
- 過於繁重且難以實踐：
- 「以身作則」的要求尤其繁重。如社會學家 Hays 所言，如果父母的榜樣如此關鍵，那麼他們就必須持續不斷地監控自己的行為，不能表現出任何不當行為，以免孩子模仿。孩子行為不端時，反而是父母自己的行為會被審視。
- 「正向強化」也同樣耗費心力。文章引用 Vansieleghem 的觀點，指出建議要求父母在態度和方法上「足夠正向」。這不僅關乎「是否」讚美，更關乎「如何」讚美，使其變得更加細緻和對孩童要足夠有影響力。
- 正是由於這種繁重的要求，育兒變得「困難到近乎不可能」。伴隨「以身作則」建議擴展的是，2009年版的《從出生到五歲》首次提到了「Me-time」（自我時間）。社會學家 Bristow 認為，正是這種密集、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的另一面：父母需要從這種高強度行為要求中獲得「良好行為的休假」。這種繁重性讓父母很容易感到挫敗和失敗。
- 可能破壞親子關係的「自發性」（Spontaneity）：
- 「自發性」是指父母與孩子之間一種非預謀、非計算、自然而然的互動方式，源於真實的感受和當下的情境。正向教養的建議可能會破壞這種自發性，因為它鼓勵一種刻意和計算性的互動。
- 文獻生動地描述了這種狀態：「我正在讚美我的孩子–>檢查做到沒；我語氣是正向的–>檢查做到沒；我採用了適當的肢體語言–>檢查做到沒。」 這種「打勾勾清單式」的行為，顯示父母的反應是經過思考和執行的，而不是自然的流露。Hart 的觀點，認為如果父母失去了驚喜、被觸動、甚至被冒犯的能力，如果他們無法全身心地投入當下的情境，而是抽離出來審視整個動態，那麼親子關係就缺失了什麼。
- 這種模式傾向於將父母異化為「學習型父母」，不斷學習和應用專家的「正確」技術。Vansieleghem 認為，這種對知識和技能的強調，使得父母更像是一個空容器，養育變成一個「缺乏滿足真實需求能力的機械化過程」。這種非真誠的、機械化的互動正是自發性的對立面。甚至暗示，這種模式像是一種「巴甫洛夫的狗」式的對待，透過「父母對愛關係的操縱」來影響孩子。這種基於操作的方式，即使表面「友善」，其計算的本質仍然缺乏自發性。
「正向教養」的實證強度
有很多分析教養的文獻中，會看到「正向」跟「負向」，然而，「正向」並不只有坊間紅透半邊天的「正向教養」，一般研究裡，高支持高要求的威信型教養 (Authoritative parenting)也都被歸類在「正向」裡。
再來，實際上我們看一個近期的，以父母的「正向」或「負向」教養風格對兒少情緒失調的影響力的統合分析來看，在這個納入了 27 篇研究，總樣本數為 15740 位參與者的分析中：
- 確實很直觀，正向教養（如溫暖和支持）與情緒失調呈負相關，而負向教養（如控制、嚴厲和專斷）則呈正相關
- 但是，教養（包括負向和正向）與情緒失調之間的統合效果量 Δ = 0.20，這是「小」的綜合效果量，這意味著教養與兒少的情緒失調影響程度蠻小的。最近也正有新的研究文獻證實，教養對兒少的發展，可能沒有過去估計得那麼重大。
- 而且，統合分析的資料的異質性很高，這表示不同研究之間的結果存在較大的變異，因此應謹慎解釋這些綜合效果量的影響力
- 通常這種狀況，就要納入醫療經濟學的損益考量，到底做「正向教養」這件事的臨床意義大不大？綜合台灣父母的現實生活、社會條件來看，「正向教養」是高投入成本，而風險尚不知的一種新型教養模式，考量台灣社會目前仍有近七成勞工薪資低於平均，而且社會福利及托育、幼兒的喘息服務都還很不完善的現實後，「正向教養」真的是一門值得父母們花時間用心力催逼自己去演出的教養學嗎？
自己做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工作十幾年了，臨床上越來越多低聲下氣的父母與高高在上的兒少，這門介於有框架與無框架之間，又容易變形使兒少習得有權無責的教養，真的適合台灣社會嗎？總而言之，身為父母應該常自我提醒：在追求「正向教養」的過程中，需要警惕其可能帶來的過度壓力、對自然互動的限制，以及將教養視為一種高大上的學問。
參考文獻：
Goagoses, N., Bolz, T., Eilts, J., Schipper, N., Schuetz, J., Rademacher, A., … & Koglin, U. (2023). Parenting dimensions/styles and emotion dysregulat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urrent Psychology, 42(22), 18798-18822.
Reece, H. (2013). The pitfalls of positive parenting. Ethics and Education, 8(1), 42-54.
延伸閱讀：藍佩嘉老師《拼教養》一書的初始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