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俊漢醫師
我個人每週五晚上幾乎都會收看公視的《公視主題之夜SHOW》這個公民議題討論的節目，近期有一檔又是在討論家內零體罰實踐的議題。台灣的教育現場零體罰政策是2006開始的，在2013年教育部頒布辦法說明零體罰的核心及替代作為，而家內的零體罰是在2024年，民法刪除了家長對子女的懲戒權開始。
體罰，照教育部的辦法裡是這樣定義的：「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教育部有做細項舉例，如：
-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或責打身體其他部位等。
- 教師責令學生對自己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等。
- 教師責令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例如命學生互打耳光等。
- 教師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之體罰，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兔跳、學鴨子走路、提水桶過肩、單腳支撐地面、上下樓梯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之前說過，教育現場零體罰政策並沒有完美地落地生根，台灣各地還是有基層教師在實施體罰，隨手google新聞很多，我自己曾在一個演講上對縣內某校老師的調查，就問3個問題：「您支持教育部的零體罰政策嗎？」、「您在經營班級時做得到零體罰嗎？」、「您回家對自己的孩子能夠零體罰嗎？」，3個問題，放下手的老師越來越多，最後一題，還舉著手的老師不到現場20%。不論是教育現場還是育兒現場，零體罰就是一個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的政策，不光是台灣這樣，今天會舉也實施教育現場零體罰的非洲國家為例，說明老師們為何覺得困難，並有一篇很特別，由現任匹茲堡大學教育心理學助理教授Wen-Ting Chung過去在台灣執行的研究，深度訪談23位基層中學教師對零體罰的想法。
零體罰的理想替代作為
- 積極管教：積極管教強調透過溝通、尊重和積極的教育交流來建立師生關係，並引導學生自我管理。這種方法著重於解決問題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單純地懲罰學生的不當行為。
- 行為契約：行為契約是一種師生共同制定的協議，明確列出學生的期望行為和獎懲措施。這種方式可以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責任，並培養自我約束能力。
- 修復式正義：這種最常應用在學生間的霸凌情境。修復式正義強調透過對話和協商來修復錯誤行為所造成的傷害，並促進學生與受害者之間的和解。這種方法著重於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行為對他人的影響，並學習承擔責任。
- 其他非體罰的管教方式：其他可行的替代措施包括口頭警告、留校、額外作業、社區服務、取消特權等。這些方式雖然不涉及體罰，但仍能有效地引導學生改正錯誤行為。
- 諮商與輔導：提供學生諮商與輔導服務，可以協助他們處理情緒問題，並學習適當的行為模式。這種方式著重於解決學生行為問題的深層原因，而非僅僅處理表面的不當行為。
零體罰的現實困難
- 迦納在2017年透過行政政策，並於2019年進一步頒布政策，禁止在所有學校使用體罰。
- 即使政策明文禁止，但仍有部分老師繼續使用，而試著減少體罰的學校中，替代措施的執行面臨挑戰，例如教師不熟悉、實施耗時、資源不足，整體而言學生的違規行為並未減少，甚至有學生認為替代措施「不夠嚴厲」，無法有效嚇阻不當行為。
- 南非在1996年禁止體罰，並在2000年引入了「替代體罰策略」。
- 與迦納一樣，學生的違規行為並未減少
- 教師認為替代策略「無效、不夠充分、且浪費時間」，甚至有的認為政府忽略教師的想法、侵害教師的權益。
- 現實困難是什麼：
- 教師對替代措施的不熟悉：許多教師長期習慣於使用體罰，對新的替代措施缺乏足夠的了解和訓練。他們可能不清楚如何有效地運用這些方法，甚至可能對其效果產生懷疑。
- 替代措施耗時：相較於體罰的快速直接，許多替代措施，如諮商輔導、修復式正義等，都需要較長的時間才可能看到效果。這對時間有限的教師來說，可能是一大挑戰。
- 資源不足：實施替代措施需要一定的資源，包括教材、設備、輔導人員等。在資源匱乏的學校，這些需求難以滿足。
- 學生不合作：有些學生可能不認為替代措施是懲罰，或不願意配合教師的引導。他們可能認為口頭警告或額外作業等措施「不夠嚴重」，進而持續不當行為。
- 家長不配合：有些家長可能不了解或不支持替代措施，甚至可能在家中繼續使用體罰。這種不一致的管教方式會削弱替代措施的效果。
- 文化和社會因素：在一些文化中，體罰被視為一種傳統的管教方式，難以輕易改變。社會大眾對體罰的看法分歧，也可能阻礙替代措施的推行
台灣教師們的反應
首先在大家看2張圖，這就是台灣學者實地對老師訪談的結果：藍/紅/綠 分別代表受訪的老師是否認為左列1-14項的處分方式算是「體罰」；o/x 則代表該老師是否還在使用這種處分方式；個別老師姓氏後的數字應該是教學年資，但跟原始論文的另一個圖表沒有全然吻合。再來是下圖，匯整了23位老師對這些處分方式算不算體罰的資訊，也可以看到老師對如何界定「體罰」的意見是很不一致的：
在台灣學者這份研究中，有一些值得大家思考的：
- 老師的教學年資並不是絕對指標：不是老派的老師就習慣體罰，新進的教師就不會體罰
- ①教師是否曾受過體罰、②其個人經驗，對其觀點的影響、③個人對教育的信念，可能比年資更會影響是否採用體罰
- 許多「曾體罰但後來不體罰的」和「在仍盛行體罰年代就堅持不體罰的」的老師們，改變或決定「零體罰」的關鍵都來自於內在的深刻反思，他們重新審視自己過去的教育觀念、教學方式和與學生的關係，有可能是重新發現了自己最初的教育理想，並將「幫助學生進步」視為教師的責任；或是意識到體罰帶來的負面影響，例如對學生造成的心理傷害和師生關係的破壞
不光是今天所講的非洲國家或台灣的經驗，零體罰確實是一個理想崇高的烏托邦幻想，沒有足夠的配套是很難實現的，全球目前就北歐國家在執行零體罰政策上可以做得比較出色，但北歐國家跟台灣有非常不一樣的的社會結構。就像之前援引過《金錢如何影響愛與教養? 貧富不均下的育兒經濟學》一書講的，這個社會、這個家庭擁有多少資源多少條件，才能做到符合進步價值的教養？往「零體罰」邁進的過程中，不同收入條件的家庭會自然往密集教養或放養分流了，對整個社會而言，是階級複製更鞏固，而階級流動更困難，這其實就是一種不均等的賽局了。
最後插播一下，我們在今年的2月23日下午，會與文邑書店合作辦一場「好爸媽及親職情緒勞動」的演講，講綱相當廣泛，包含：
- (1)討論家庭自身的總收支、教育水準、擁有的資源如何影響育兒風格、
- (2)家庭的收入及社會上的貧富落差會驅動中產及弱勢家庭採取什麼不一樣的教養風格、
- (3)不同育兒風格對父母、兒少的身心健康造成什麼影響，還有未來的發展有何不同、
- (4)比較東北亞與歐美的常見教養風格、
- (5)一味的強調正向教養對較弱勢的家庭有什麼危害
- (6)現代父母的教養觀與1950以前的世代有何不同，之間的利弊是什麼？
- (7)現代父母付出的情緒勞動(emotion labor)有哪些？是否容易造成父母耗盡 (burn-out)？
- (8)國家的政策及國內的經濟財政、人民可支配所得是否會影響教養風格？
- (9)困難不容易操作或容易讓爸媽覺得挫敗的教養風格 (或是跟自己長大過程中接受到的教養差太多的) 實踐起來的困難會是什麼？
- (10)父母親付出的情緒勞動(emotion labor)如果更容易被兒少認可，是不是比較可以減少親子衝突，如果是，怎麼樣的作法才會比較被兒少認可，才能促進良好的親子關係？
- (11)良好的親子關係對兒少成年之後的人際關係、伴侶婚育關係是不是有影響力？
- (12)什麼樣的家庭才適合協同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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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Moyo, G., Khewu, N. P., & Bayaga, A. (2014). Disciplinary practices in schools and principles of alternatives to corporal punishment strategie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34(1).
Akyina, K. O., & Heeralal, P. J. H. (2024). Challenges with the use of alternative strategies to corporal punishment in Ghanaian basic schools.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11(7), 1-21.
Chung, W. T. (2013). Banning corporal punishment in Taiwan: A narrative exploration of teacher change and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legal ba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