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俊漢醫師
在英語世界裡有個詞叫「眼鏡蛇效應」，典故是出自英國殖民印度時的事：英國政府計劃要減少眼鏡蛇的數量，因而頒布法令說每打死一條眼鏡蛇都可以領取賞金。然而印度人為了賞金反而開始養殖眼鏡蛇。當英國政府意識到這種情況而取消賞金後，養殖蛇的人把蛇都放了；放出去的蛇繼而大量繁殖，結果眼鏡蛇族群數量不減反增。
今天看到有網紅心理師A在分享一個同業在即將播出的公視節目《換個爸媽過幾天》第3季裡，如何協助一個常常自問「我明明家庭幸福、不虞匱乏，但為什麼我就是不快樂？」、「我明明從小該有的都有，但為什麼還是感到沮喪憂鬱？」的少女，網紅心理師A是這麼描述少女變化的歷程：如何在不能允許自己不夠好，更不能表露自己的脆弱下，獨自背負著沉重的壓力，漸漸演變成憂鬱、焦慮、拒學或網路成癮等症狀。
我想探索的並不是「為什麼不快樂」這個議題，這會留在之後一個大系列地反思裡，去講當代快樂產業、各種鋪天蓋地的思想潮流如何誘使精神醫學變質，讓當代的醫師把現實的挫磨視為不得了的創傷，把正常的情緒經驗病理化。我們今天只討論一個小小的現象：「更廣泛更向下滲透的心理健康宣導，真的是全然的好事嗎」？
現行心理健康推廣活動的對象與型式
包括台灣在內，目前的15-45歲國民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社區的心理衛生中心/家庭教育中心的服務、國家在教育端施展的SEL，都可以視為是想讓國民心理健康品質更提昇在內的政令，這其中大部分都是國外引進的，只有15-45歲國民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可能是國內的創舉，但至少從衛福部自設的指標、國內的粗死亡率中的自殺、及一直遲遲沒出現的期中檢討報告等來看，支持方案目前並沒有明顯證據顯示它對國民的整體心理健康品質有在提昇。那麼做得更久的國外，做了哪些呢？
- 公共衛生運動：這類活動通常針對一般大眾。其代表性案例包括英國的「Time to Change」、澳洲的「Beyond Blue」與「Act-Belong-Commit」，以及加拿大的「Bell Let’s Talk」。其運作通常包含透過傳統媒體（如電視、廣播）與社群媒體（如 Twitter/X）發布公益廣告，旨在提升大眾的心理健康素養，並減少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 教育環境中的全面性介入：面向的對象主要是青少年與大學生。形式上，學校將心理健康教育納入課程，通常是針對全班學生進行。內容包含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素養培訓，以及直接教授特定流派的策略，如：正念（Mindfulness）
- 線上資訊的大規模傳播：這類活動透過社群媒體（如 TikTok, Instagram）進行，由公共衛生機構、慈善團體甚至有影響的個人發布內容。其型式多樣，從清單式的症狀描述、個人經驗分享到關於心理疾病的短影片（如 #Trauma 標籤），這使得心理健康資訊能夠在年輕群體中迅速擴散。
已知的利弊得失
確定的好處與正面成果
- 減少污名化：
- 證據與數據：一項針對 15 個意識運動的系統性回顧（涵蓋加拿大、美國、澳洲、德國等 8 個西方國家）顯示，民眾在介入後對心理障礙者的態度、信念及接觸意願均有顯著改善。
- 具體案例：英國的 「Time to Change」 運動顯示出明確的「劑量反應效應」，即在推廣強度較高的地區，民眾態度的改善幅度也較大。然而，該運動於 2021 年停止後，正面態度的比例在 2019 至 2023 年間出現了下降趨勢。
- 提高心理健康素養：
- 證據與數據：澳洲的全國性研究發現，自 2000 年 「Beyond Blue」 運動開展以來，民眾識別特定障礙（如：憂鬱症）的能力與對治療方案的認識 (也可以說成是降低醫病之間資訊落差)在 1995 年至 2011 年間顯著提高。
- 政策影響：在資助該活動的州，居民對求助行為的正面信念明顯高於未資助的地區。
- 增加求助行為：
- 證據與數據：加拿大的一項大型年度社群媒體運動 「Bell Let’s Talk」 在 2012 年於 Twitter 傳播後，對安大略省 10 至 24 歲青少年的月就診量進行分析發現，門診心理健康服務的使用率在活動後兩個月內有顯著增加。
確定的缺點與不良結果
- 對人類一般行為的過度病理化：
- 證據與數據：研究者分析80 萬篇心理學論文摘要以及一般大眾使用的美國英語語料庫。數據顯示，「焦慮」和「憂鬱」這兩個詞越來越頻繁地與「臨床」、「治療」、「診斷」和「症狀」等詞彙共同出現。這種統計上的趨勢證明了精神醫學的語境已滲透進日常語言
- 擴張現象：精神醫學透過不斷增加診斷類別，導致原本屬於「正常生活範疇」的痛苦被納入醫療化管理。
- 概念擴張：
- 水平與垂直擴張：(1)水平擴張：如本來「癮」只指涉藥物，現在有諸多的行為成癮、本來的「創傷」只定義在涉及攸關生死之大事，現在是連「情感忽視」都收納其中；(2)垂直擴張：把強度較低、程度較輕微的現象都病理化，如喪親後的哀慟都被視為不健康、需要醫治的情緒*
- 數據佐證與後果：實驗顯示，當人們被誘導接受更廣泛的「創傷」定義後，他們在觀看普通影片時，會報告感受到更高的痛苦並更傾向於將該經驗標籤化為創傷。
- 小事化大：當「創傷」或「霸凌」的定義過度擴大，會導致大眾對這些詞彙的認真嚴謹看待的能力降低。例如，社群媒體上頻繁出現「每個人都有點強迫症」的言論，會使真正患者的痛苦被看作無足輕重。
- 流行率膨脹：
- 證據與數據：一項針對 252 名美國居民的調查顯示，民眾估計當下憂鬱症的流行率為 41.5%，焦慮症的終身流行率為 46.3%，這遠遠超過了流行病學的實際估計（憂鬱症約 8.3%，焦慮症約 30%）。
- 實驗誘發：在一個設計讓參與者學習關於「成年人中未被診斷出的 ADHD 跡象」的工作坊實驗中，在參加完強調症狀這組的工作坊後，自我診斷率從基線翻倍達到了 58%，即使其客觀症狀並未增加，而且自我診斷的傾向在工作坊結束一週後依然存在。而其中一組接受「認識反安慰劑效應 (負面預期可能會導致症狀的錯誤歸因與惡化)」的，錯誤自我診斷率僅為強調症狀組的一半，且在一週後的追蹤中，該組與其他組別在自我診斷上已無顯著差異。
*關於哀慟反應的生理證據，及可能被濫用為診療一事，可詳見《悲傷的大腦: 一位心理神經免疫學者的傷慟考, 從腦科學探究失去摯愛的悲痛與修復》一書，講得更清楚。
誰容易受暗示，得到不良結果
| 亞健康，未到疾病診斷的人 | 數據佐證：在 Beck 憂鬱量表得分較高（14 分及以上）的群體中，觀看強調「支持朋友」的公益廣告會引發強烈更負面情緒。 負面反應：相對於低症狀者，這群人會感到該訊息在提醒他們「缺乏社交網絡」，甚至會得出「我不該期望別人支持我」的負面結論，進而加深其孤立感。 |
| 自我認同，自我形象不穩定的人 | 數據佐證：自我理解較低且正處於身份認同發展階段的年輕人，更容易受到心理健康資訊的影響。 身份吸收：這類受眾更傾向於透過診斷標籤來獲取取信自己的解釋，並在缺乏專業評估的情況下，將這些標籤（如 ADHD 或自閉症）吸收進其正在發展的認同中，形成所謂的 「患病角色」 |
| 高受暗示性、高焦慮的人 | 機制核實：「反安慰劑效應」在具有高度暗示感受性或對症狀過度焦慮的人身上最為明顯。 誘發實例：僅僅告知參與者某些聲音或現象（如「風力發電機」）會導致焦慮和生理不適，參與者就會因為預期心理而真的報告感受到這些症狀；被錯誤知患有腦傷的受試者，在神經心理測試中的實際認知表現會比未被告知者更差。 |
| 對訊息來源高度認同的人 | 數據佐證：社群媒體研究發現，觀看者對發布「焦慮正常化」訊息的網紅之「喜愛程度」與「認同感」，是預測自我診斷行為的中介變項。 模仿效應：當青少年高度認同傳遞者時，他們更容易模仿對方的診斷標籤，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導致假的妥瑞、「功能性抽動」等社會模仿性症狀的流行 |
脆弱、易感的受害者
「受害者敘事」這是近十幾年襲捲歐美社會最強大的文化現象之一，有非常多文獻在研究，它也確實跟其他的現象匯流，造成社會更大的對立與裂解，我們主要會留到之後一系列重頭戲來說，今天僅是稍稍蜻蜓點水一下：
- 普遍性的推廣活動真的好嗎？
- 以英國有名的，在校園推廣無差別的正念練習，該研究證實對於尤其是原本健康的學生而言，這種傾向可能導致其受害。這個名為MYRIAD Project的研究，我們後續會講。
- 受害者的自我預言：
- 當推廣活動鼓勵人們尋找自己身上的隱藏症狀時，原本只是處於發展階段或壓力下的人可能會接受病態標籤。一旦一個人認同了「患者」的身份，就會更容易採用低效的應對策略（如避開壓力源或災難化思考），並降低對情緒的控制感，從而加深與鞏固了痛苦。這種「不健康的形象」會被吸收進其發展認同中，使其難以恢復到健康的自我形象。
- 當大量並非真正患病的人受推廣活動影響而自我診斷為障礙時，會產生客觀表現變差的虛假結果。而在社會層面上，這會導致醫療資源從真正嚴重、需要治療的患者身上轉移，轉而消耗在症狀輕微或因資訊誤導而求助的人身上
結語
總結這些文獻，目前的心理健康推廣活動雖然在減少污名和提高求助意願上有短期利益，但其潛在的長期傷害不容小覷。對於某些人，這些宣導可能成為誘發受害者敘事的觸發點，導致其將正常的壓力、動態的情緒給全面醫療化。這種過度診斷與過度病理化的文化趨勢，可能正是目前社會上大眾心理健康危機日益嚴峻的部分原因。未來社會在推行此類活動時，必須在「識別真正患者」與「避免製造病人」之間取得平衡，並應考慮加入關於「反安慰劑效應」的教育，以減少因推廣資訊本身所誘發的些假錯誤的自我預言。
參考文獻：
Foulkes, L., & Andrews, J. L. (2023). Are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efforts contributing to the rise in reporte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 call to test the prevalence inflation hypothesis.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69, 101010.
Foulkes, L., Winterburn, I., Sandra, D., Inzlicht, M., Andrews, J. L., & Guzman Holst, C. (2026).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efforts. Nature Reviews Psychology, 5, 173–184.
Haslam, N. (2026). Concept creep and the mental health crisis.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20(1), 3-38.
Xiao, Y., Baes, N., Vylomova, E., & Haslam, N. (2023). Have the concept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en normalized or pathologized? A corpus study of historical semantic change. PLOS ONE, 18(6), e0288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