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俊漢醫師
「信任就像一面鏡子，一旦打破，你可以修補它，但你仍然能從倒影中看到裂痕。」(Trust is like a mirror, once broken, you can fix it, but you can still see the cracks in the reflection.)
~~美國歌手Lady Gaga
日前有醫師撰文建議，建議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患者需要學會「收回部分承諾、承認自己的衝動、說『對不起，我一開始沒想清楚』」。醫師的美意是讓患者意識到衝動承諾的後果，並學習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然而，這個建議，在現實生活的複雜情境中，特別是對於ADHD患者而言，可能帶來更多負面影響，也無助於真正解決問題。人生難免犯錯，真誠的道歉也可能帶來和解，但ADHD的特質可能帶來頻繁的疏漏，如果沒有謹言慎行，常常輕易許諾他人，道歉的說服力就會變得薄弱。
我在診間常會跟兒少做角色扮演，了解他們人際互動中的優劣勢，也經常可以看到ADHD的患童受限於症狀的影響，常無法仔細把前因後果串好，做出合理的回應，而且越是長的對話，散漫走神與突兀莾撞的發言越多，而他們在校時常受罰也是如此，常常是人際衝突中因委屈而突然回擊對方，但沒能意識到自己其實先碰撞對方或做了不禮貌的舉止在先。也因為ADHD患童的注意力時常處在發散且行為上較衝動，「收回部分承諾、承認自己的衝動、說『對不起，我一開始沒想清楚』」這件事可能會完全變樣。
收回承諾的危險
我自己固定每週都提供這檔EFT的伴侶/親子治療，有多少人際關係裡的矛盾與痛苦都跟承諾跳票有關？幾乎每一對都有。
首先，我們必須正視一個殘酷的現實：在講求信任與效率的社會中，「收回承諾」本身就是一個高風險行為。無論動機為何，當一個人頻繁地推翻先前的允諾，並以「我一開始沒想清楚」作為解釋時，旁人很難不將其與「說話不算話」、「輕率」、「缺乏責任感」、「高估自身能力」等負面標籤連結。這種印象一旦形成，將嚴重侵蝕個人的信任資本。
ADHD患者由於其核心症狀——注意力不集中、衝動性、執行功能困難——本就容易在未經深思熟慮的情況下答應他人請求或承擔責任。他們可能因為一時的熱情、想討好對方、或對任務的難度與所需時間評估不足而輕率允諾。若將「事後收回承諾並道歉」作為常規應對策略，很可能會飲鴆止渴。旁人不會因為一句「我沒想清楚」就完全釋懷，反而可能心生疑慮：「你下次是不是又會沒想清楚？」、「我還能相信你的承諾嗎？」這種不確定感，無論在校園、職場或日常人際交往中，都會對關係造成傷害。
校園情境：被貼上「不可靠」標籤的小明
讓我們想像一個患有ADHD的國中生小明，他為人熱心但行事衝動。在一次校慶園遊會的籌備會議上，大家討論到攤位設計。小明一時興起，拍胸脯保證：「放心！海報設計和所有宣傳品製作都交給我！我保證做得又快又好！」同學們見他如此熱情，便將此重任託付給他。
然而，幾天過去，小明一邊想宣傳主軸想得心煩意亂就索性不想了，加上對設計軟體操作不熟練，以及低估了所需時間，導致進度嚴重落後。眼看截止日期將近，他才慌忙向負責的同學坦承：「對不起，我一開始沒想清楚，我好像做不來這麼多，而且我發現我不太會用那個軟體……我可能只能完成海報，其他的沒辦法了。」
此言一出，負責的同學和團隊成員立刻陷入混亂。他們不僅要臨時找人接手小明未完成的工作，還可能因為時間倉促而影響整體品質。更重要的是，同學們心中會作何感想？他們可能會想：「小明當初為什麼要答應？」、「他到底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做到什麼程度，說什麼大話」、「下次有重要的事情不能再依靠他了」。即便小明道歉了，但「不可靠」、「愛出風頭卻沒實力」的印象已經種下。未來在分組報告、競賽組隊等場合，小明可能會發現自己越來越難獲得同學的信任與合作機會。老師也可能因此對他承擔責任的能力打上問號。
更深一層的問題是，ADHD患者常因注意力渙散或工作記憶的限制，難以完整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和細節。小明的道歉，可能更多是感受到同學的不滿和壓力後被迫做出的反應，而非真正深刻反省到自己衝動承諾對團隊造成的具體困擾、時間壓力、以及後續連鎖效應。他可能只模糊地知道「自己搞砸了」，但對於搞砸的哪個環節、對他人造成多大程度的影響，認知可能並不清晰。因此，這樣的道歉對他而言，更像是一種應付眼前危機的手段，而非促進自我理解和行為修正的契機，其意義自然大打折扣。
職場情境：信任危機籠罩的成年人大華
場景轉換到職場。大華是一位剛入職不久有ADHD的成年人，對新工作充滿熱情，急於表現。在一次部門會議上，經理提出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新專案，並詢問是否有人願意承擔其中一個關鍵項目的開發。大華在對專案的複雜性和潛在難點尚未完全消化的情況下，僅憑一股新鮮感和想獲得肯定的衝動，便主動請纓：「經理，這個模組我可以試試看！請交給我吧！」
但隨著專案深入，他開始遇到預期外的困難。ADHD的持續注意力不足、容易分心、以及對繁瑣細節的厭煩感，讓他難以長時間專注於攻克技術難關。同時，他對工作量的預估過於樂觀，導致時間規劃失當。在專案中期彙報前，他意識到自己無法如期完成，只好硬著頭皮向經理報告：「經理，非常抱歉，關於那個模組，我一開始把困難度想得太簡單了，也高估了自己的進度。我可能需要更多時間，或者……我可能無法獨立完成最關鍵的部分。」
經理的回應可想而知。首先是失望，其次是對於專案進度的擔憂。團隊其他成員可能需要加班加點來彌補大華造成的延誤，或者整個專案時程都將受到影響。更嚴重的是，經理和同事們會開始質疑大華的專業判斷能力和責任心。「他是不是為了搶功而隨便誇下海口？」、「他不曉得要評估自己的能力嗎？」、「以後重要的任務還能放心交給他嗎？」這些疑問將直接影響大華的職場評價、晉升機會，甚至可能讓他在團隊中被邊緣化。
與校園情境相似，大華的道歉，即便誠懇，也難以完全彌補已造成的損失和信任裂痕。若他未能深入理解自己為何會衝動承諾（例如，追求立即回饋、低估長期執行的困難），以及這種行為模式對團隊協作和專案目標的實質性破壞，那麼這句「對不起，我沒想清楚」就只是一句蒼白的辯解。它非但無法讓大華真正從錯誤中學習，反而可能讓他陷入「衝動承諾 -> 努力但挫敗 -> 道歉 -> 短暫解脫 -> 再次衝動承諾」的負面循環。
「沒想清楚」的道歉，為何不妥
除了上述情境中直接可見的負面後果，若常使用「對不起，我一開始沒想清楚」作為收回承諾的理由，對ADHD患者自身及周遭環境還可能帶來以下不當影響：
- 強化「衝動無罪」的錯誤認知：如果每次衝動行事後，都可以用「沒想清楚」來獲得一定程度的諒解（即使只是表面的），可能會讓ADHD患者降低對自身衝動行為的警覺性和約束力。他們可能不會積極尋求更有效的衝動控制策略，反而將「事後道歉」視為一種可接受的補救措施。
- 阻礙真正問題的識別與解決：「沒想清楚」是一個模糊的表述，它掩蓋了背後更深層次的執行功能缺陷，如計畫能力不足、時間管理困難、組織能力欠佳、自我監控能力弱等。若止步於此，患者和協助者（如家長、老師、伴侶、治療師）都可能忽略了針對這些核心困難進行訓練和建立輔助系統的重要性。
- 侵蝕自尊與自我效能感：雖然道歉是負責的表現，但若ADHD患者頻繁地需要為自己「沒想清楚」的承諾道歉，會不斷經歷「失信於人」的挫敗感。這會打擊他們的自尊心，讓他們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形成「我總是搞砸事情」、「我就是一個說話不算話的人」的負面自我評價，進而影響其嘗試新事物和承擔責任的勇氣。
- 造成他人「照顧疲勞」與期待降低：初期，旁人可能會對ADHD患者的「沒想清楚」抱以理解和寬容。但隨著次數增加，即使是最有耐心的人也可能感到厭煩和無力。他們可能會降低對患者的期待，避免委以重任，這種「習得性無助」的態度，反而限制了患者在支持性環境中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 忽略情境與責任的複雜性：某些情況下，問題可能不僅僅是ADHD患者單方面「沒想清楚」。或許是對方提出的要求本身就不合理，或許是環境中缺乏足夠的支持和資源。如果一律將原因歸咎於自身的衝動和思慮不周，可能會讓患者承擔了過多的責任，也錯失了與他人協商、共同尋找解決方案的機會。
謹慎承諾，避免跳票
總而言之，雖然初衷是培養責任感，但在現實操作中，此舉往往弊大於利。它不僅可能嚴重損害個人信譽，導致在校園和職場中遭遇信任危機，更可能因ADHD特質使道歉流於形式，無法真正促進自我認知和行為改善。此外，它還可能強化衝動行為、掩蓋核心問題、打擊自尊，並造成他人困擾。
比較合宜的方法，應該是協助ADHD患者從源頭上減少衝動承諾的發生。這包括：
- 學習「延遲回應」技巧：在被要求或想主動承擔某事時，練習說「我需要一點時間思考一下，評估我的能力和時間，稍後給你答覆。」
- 提升情境評估與自我意識的能力：學習客觀分析任務的難度、所需時間、潛在風險，並誠實評估自身是否有足夠的精力、技能和持續力去完成。
- 建立外部支持與提醒系統：利用行事曆、提醒工具、他人協助（必要時徵詢家人、朋友或導師的意見，作為「承諾守門員」）來幫助自己做出更理性的決定。
- 從小處練習，逐步建立成功經驗：從承擔較小、較易管理的責任開始，成功完成後再逐步挑戰更複雜的任務，以此建立自信和可靠的形象。
- 坦誠溝通，但非輕易放棄：若在承諾後發現困難，應盡早、坦誠地與相關人士溝通，尋求協助或調整方案，而非直接全盤放棄或僅以「沒想清楚」草率帶過。溝通的重點應是共同解決問題，而非單純卸責。
對於ADHD患者而言，真正的成長不在於學會如何為衝動的後果道歉，而在於學會如何在衝動發生前有效管理它，做出更謹慎、更負責任的承諾。這需要耐心、策略、支持以及對自身特質的深刻理解。與其頻繁地說「對不起，我一開始沒想清楚」，不如努力做到「我已仔細思考，我能做到」。這不僅能建立穩固的信任關係，更能讓ADHD患者在充滿挑戰的世界中，更容易往自己的人生目標前進。
註：
我並不是說ADHD的患者就無法重視承諾，而是其病理特徵可能影響實踐承諾的能力，在❶一項在社區裡進行20年的ADHD與健康兒少的對照追蹤研究中，到27歲時再追蹤，持續表現ADHD的成年患者有：較差的人際關係、較差的溝通能力、較差的親密關係；❷在愛爾蘭對患有ADHD的大學生的質性訪談裡，這些患者提到幾個現象：持續跟家人/朋友難以親近 (如：「很難與人親近……有時你和他們說話，卻完全聽不進他們說的任何資訊，然後你會覺得……你根本沒有更了解他們」)、感到被家人和朋友排斥 + 被貼上偷懶不負責的標籤 (如：還是會聽到『你不能把所有事情都怪罪到ADHD上』，而我會說『我不是在怪罪，我是在解釋』)、自我汙名化與低自尊 (如：我在課堂上會有那種感覺，心想這個房間裡所有人都肯定比我聰明)。
舉愛爾蘭的例子是要特別跟台灣的現狀比較：愛爾蘭的社會福利體系歷史較悠久，覆蓋範圍廣泛，政府投入的資源相對較多，其心理健康支持系統也較為多元及深入，有多層次的服務提供，這些都是福利國家的特性。而台灣並不是。福利國家都還是會有對 ADHD的汙名化及自我汙名化的問題，台灣難道不會有嗎？理想歸理想，現實世界不是烏托邦，不要忘了我們都只是人，我們都是會評價別人的，對別人的壞印象是會長久地被保存下來的，請參見《不批判 vs. 無止境的偏見(2)》，所以ADHD的患者，是不是在成長的過程，需要多練習自我管理、時間管理、情緒管理的技術 (請參見《給小學生的時間管理活動摘要1》、《給小學生的時間管理活動摘要2》、《幫幫挫折的孩子》)，免得自己給別人留下一個個壞印象？
參考文獻：
Moyá, J., Stringaris, A. K., Asherson, P., Sandberg, S., & Taylor, E. (2014). The impact of persisting hyperactivity on social relationships: A community-based, controlled 20-year follow-up study. Journal of attention disorders, 18(1), 52-60.
Smith, S., & McVeigh, J. (2025). Perceptions of Stigma and Social Inclusion Amongst a Samp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ADHD in Ireland. Disabilities, 5(1),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