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俊漢醫師
上面這個圖是取自每日郵報對北韓的大型表演活動「阿里郎節」的報導，每個人看起來都挺開心，挺享樂的，對嗎？
1979年時，蘇聯的音樂學家出版了一本名為《證言》的書，宣稱是蘇聯官方頭牌作曲家Dmitri Shostakovich的回憶錄，這本書有爭議的地方在，Shostakovich在書中陳述了很多對蘇聯人民生活的批判，而他的家人在此書問世初期，曾否認這本書的內容確實是作曲家本人口述，但作曲家的兒子、女兒後來在到了西方世界後認可此書的真實性，而與作曲家同期在國際中活躍的蘇聯演奏家，則多半認可裡面描述的，就是蘇聯人民的真實樣貌。
Shostakovich本人曾多次遭逢蘇聯政府的吹捧及打壓，他在《證言》一書裡，宣稱他貌似充滿歡樂、勝利的第5號交響曲，其實是「被迫的歡樂…是統治者用一根棍子打你的頭，然後逼你說『這是多麼美好的夜晚啊』」。
而現在，共產極權國家剩沒幾個了，全球每年都會有些機構發布全球各國國民幸福感指數，社會上也洋溢小確幸文化多年，難道，我們這年代還有「被迫出演的快樂」嗎？
還真的有「裝出來的快樂」
2022年時，由荷蘭的Tilburg University組織許多跨國的研究團隊，研究了全球40個國家、7443名參與者，在越快樂的社會中，如果不能達到社會對快樂的期望，會對個人的心理健康產生什麼影響。結果還真的有出乎意料不良的影響：
上圖的(a)(b)分別探討在不同幸福指標高低的國家中，每個個人有多常經歷(a)表現歡樂(b)不表現焦慮憂鬱情緒的社會壓力。而表頭的WHI (世界快樂指數) 是聯合國發布的指標，用來總結一個國家「平均每個人通常感覺多快樂」。
- 綠色線條：代表正向關聯。這表示感知到的社會壓力增加，會導致該幸福感指標也隨之增加。
- 紅色線條：代表負向關聯。這表示感知到的社會壓力增加，會導致該幸福感指標隨之減少。
- 灰色線條：表示感知到的社會壓力增減，與該幸福感指標之增減之間的關係，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 線條的粗細和透明度：與關聯的強度相對應。線條越粗、顏色越深，表示該關聯越強。
結果就很清楚：在世界快樂指數低的國家中，感知到的避免負面情緒的社會壓力對幸福感的指標影響甚微，但在世界快樂指數高的國家中，感知到的社會壓力（無論是表現歡樂還是避免負面情緒）對個人幸福感（包括情緒、認知和臨床評估的指標）的負面影響會被顯著放大。
在次分析裡面，可以看到一個更顯著的現象： 無論國家的世界快樂指數狀態如何，感知到的社會壓力（追求快樂或避免負面情緒）普遍可以預測較差的主觀幸福感。而且這個現象在世界快樂指數高的國家中會更明顯，在這類國家，感知到大量社會壓力的人與感知到少量社會壓力的人之間的個人幸福感差異會更加極端。也就是說，在世界快樂指數高的國家的國家中，不真實演出的快樂對健康的負面影響會被放大，個人若未能達到社會對快樂的預期，與他人之間的差距感會更為顯著和感到痛苦。
這概念聽起來有點拗口，我們用貧富差距的圖示來說明就好理解得多：
相信各位都清楚，政府每年都會公布GDP數據做國富民強的政令宣導，然而從上圖可以看得出來，國看起來是富了，但實際上是家庭財富淨值達到D8的2134萬元與D9的3391萬元的家戶拉高了平均數，多數人民的家庭財富淨值是中位數894萬。而國際上整體所有先進國家幾乎都反映同樣的現象：國民在富裕的過程中，財富分配會高度向高所得的家庭傾斜，於是就出現了大幅的貧富差距。
回到這個研究，同樣的現象便是：世界快樂指數越高的國家，雖然整體國家快樂指數很高，但那些感受到社會壓力的人，其幸福感卻被更嚴重地侵蝕，進而拉大了國家內部「快樂者」與「不快樂者」之間的差距。
一味裝正向的弊病
我們在《育兒真實感》裡講過，父母親在教養情境裝模作樣是沒有好處的，同樣的，《失控的正向思考：我們是否失去了悲觀的權利？》一書裡就批判過很多快樂、正向、成功文化背後扭曲虛偽的現象。然而在現代社會裡，負面情緒很容易被污名化，被視為有害心理健康的麻煩，需要立即治療。然而，壓力、悲傷或焦慮等偶爾出現的情緒，是每個人的必然現實，這使得我們幾乎不可能恒常表現在「快樂」中，不快樂？那就去找精神科醫師還是心理師？
真的有用嗎？說起來很悲哀的事，促成「快樂文化」橫行，這精神科與心理學界當然是元凶之一，而社會也隨時規訓著我們把「快樂」當成人生的重要目標去實踐：市面上充斥著各種「快樂教練」、提升幸福感的活動和自助書籍、教導我們如何培養最正向的心態、社群媒體上有著看不完美好的生活，都在潛移默化地強化著這種規範；即使在人際互動層面，我們也很容易感受到來自朋友、家人或同事的壓力，要求自己表現得正面、堅強、不令人擔心或討厭，因為這些親近的社交關係或明或暗地都鼓勵他們保持快樂。
所以Newsweek在2016年才會刊登一篇標題相當聳動的文章：「正向思考的暴政會威脅到健康和幸福」。我們來看幾個其他的實證：
- 對70000人次的研究顯示，高達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當他們感到沮喪、焦慮或憤怒時，會對自己產生負面評價，例如「我不應該有這種感覺」、「我一定有什麼問題」。研究指出，這種對負面情緒的壓抑和批判，不僅無法使情緒消退，反而會使其變得更強烈，形成一種「情緒擴大效應」（emotional amplification）。當你越是努力不讓自己難過，那份難過反而會變得更加強烈、難以自拔。而且當社會期望個人是「應該感到快樂而不是悲傷時」，這個效應就會更厲害
- 同樣對世界快樂指數高的國家的研究也顯示，人們對負面情緒的羞恥感和罪惡感遠比世界快樂指數低的國家更高，使得人們傾向於隱藏自己的真實感受，戴上「快樂」的面具以符合群體期望。這導致他們無法尋求社會支持，進而陷入孤立，加劇心理健康問題。
- 最上面提到的荷蘭研究也顯示：避免負面情緒的社會壓力，比起追求正向情緒的壓力，對幸福感產生更強烈的負面影響
- 不得不提的當然現代的網路生態的巨大影響力，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尤其是青少年群體中，社群媒體使用時間越長，其焦慮與憂鬱症狀的發生率也越高。這與社群媒體的「理想化生活」（idealized lives）和「濾鏡化世界」（filtered world）效應密切相關。在Instagram、Facebook等平台上，人們普遍只展示自己「成功、快樂、富裕」的一面，這創造了一種「人人都很幸福，只有我例外」的錯覺。這種社會比較不僅會引發自我失調理論，讓人感到「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的巨大落差，還會觸發大腦的「酬賞迴路」，讓用戶不斷尋求外部肯定（按讚、分享、小鈴鐺），而非內在的自我滿足。
後現代社會還能反轉「快樂文化」的弊病嗎？
這時我們要稍微來講古一下，上世紀初一直到二戰間，有許多的哲學家跟心理學家，彼此之間常有思想交流，其中有些人經歷的納粹的迫害，當中有位很名的Viktor Frankl，他做的心理治療的核心是意志、意義、存在，這種以存在主義為核心辯證的心理治療手法，現在很少見了，我們在《存在主義在現代的存在》一文有提過。
首先，可能需要一些確實的提醒物讓自己數位排毒，避免FoMO心態加上無止境的比境啃蝕你的心智，請參見《別讓社群媒體接管生活》，再來核心的問題，可以用下面這張引自2014年一本名為《Meaning in Positive and Existential Psychology》的書中的圖，思考一下人生追尋的到底是什麼：
這是一個由意義實現（Meaning Fulfillment）與成功（Success）組合成的座標軸，當意義實現與成功都達成了，這顯然是最理想的人生，但如果兩者不能得兼呢？Frankl對「膚淺生活」的批判是很強烈的，比較贊同「犧牲生活」，他是這麼說的：「追求有意義的生活可能需要在短期內付出個人犧牲和痛苦，以實現那些更高尚的目標。然而，這種無私的奉獻最終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幸福感，儘管這並非刻意追求的結果」。
參考文獻：
Dejonckheere, E., Rhee, J. J., Baguma, P. K., Barry, O., Becker, M., Bilewicz, M., … & Bastian, B. (2022). Perceiving societal pressure to be happy is linked to poor well-being, especially in happy nations. Scientific reports, 12(1), 1514.
Wong, P. T. (2014). Viktor Frankl’s meaning-seeking model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In Meaning in positive and existential psychology (pp. 149-184). New York, NY: Springer New York.
Bastian, B., Kuppens, P., Hornsey, M. J., Park, J., Koval, P., & Uchida, Y. (2012). Feeling bad about being sad: the role of social expectancies in amplifying negative mood. Emotion, 12(1),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