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俊漢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戰國策》這幾天的新聞，台南有高中女學生盜用黃偉哲市長的個人圖像，並發布不實的颱風相關假訊息，該生已刪文致歉，校方表示會召開獎懲委員會處置該事，台南市府則將確認是否涉嫌災防法後再行函送法辦。此事發生後網路上大致上出現兩種聲浪：
- A：只是個小孩子開玩笑，都道歉了，市府有必要小題大作嗎？小小年紀就要走法院，搞到學校都知道，以後怎麼面對社會啊。
B：十五歲就敢盜用市長頭像，替他執行市長職權，這次不追究，食髓知味後是不是要接著幫總統向世界宣戰？在我國民法裡，兒少歸類在限制行為能力人，他們的部分行為需要法定代理人允許才算數，而兒童神經發展領域也是早早就知道，青少年的大腦還在施工中，不過行為後果造成損害了，誰來當這個責呢？今天就再來藉這個機會討論台灣這幾年教養圈的迷思，零體罰跟正向教養。
這主題我們已經提過很多次，《零體罰政策的賽局》、《校正過頭的「溫和教養」》、《不當操作正向教養的風險: 寵溺及內耗》、《一定要正向教養不可嗎？》、《再議「正向教養」》，為什麼還要再講一次，因為最近看到幾篇很優質的期刊論文，證明多年來頂尖學術期刊主張的體罰的各種壞處，也許不能這麼黑白分明一刀切，尤其對於特別有持續對立反抗行為的兒少，有時必要的輕量級體罰並不會對兒少留少終身破壞力。
近年像Jonathan Haidt等學者在《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失控的焦慮世代》等書，都有提到現代的教養風潮，有過度保護兒少的傾向，在前書中提的是「不要讓兒少有任何負面的情緒」，在後書裡提到「兒少缺乏在真實世界中面對挫折、承擔後果的體驗，又被捲入虛擬世界中的焦慮與比較，最終造成心理上的脆弱」。
輕度拍打真的也不行嗎？
在極端正向教養派別的信念中，一切的懲罰都會使兒少心懷憤怒與怨恨，而且想著「我是壞小孩」、「我不夠好」，故而他們甚至反對暫時隔離 (Time-out)、取消特權、送孩子回房間、刻意的忽視，因為這些都會傷害兒少與家庭的情感連結，那當然體罰是更被唾棄的，但我們看上面這個統合分析的圖，X軸是強制手段的頻率與強度，強制手段就包括了強制命令、身體約束、輕度拍打屁股 (Spanking)、扣乖寶寶章等方式，Y軸是爾後兒少出現攻擊性或違抗行為的程度，確實看到了兩個現象：①有很輕微的強制手段跟攻擊性或違抗行為之間的正相關，但這中間不是因果關係；②即使以高於平均的強制手段來看，是約有 56% 的兒童會比預期更具攻擊性。但同時，仍有約 44% 的兒童會比預期更減少攻擊性。另一個問題在於：強制手段是因兒少的不良行為而發動的，那怎麼證明「更有攻擊性」是因「強制手段」而來的，而不是「不良行為」殘留的憤怒與怨恨？這學術上叫「殘留的混淆因子 (residual confounding)」，當原始資料沒了區別這事件先後次序，這在統計中幾乎是無法排除的。
上圖X 軸代表兒童的年齡（從 2 歲到 11 歲）。Y 軸代表輕度拍打屁股對後續外化攻擊行為問題的效果量，效果量是實證醫學中常用來證明關聯是否很強烈、差異是否很顯著的一個數據，上面兩條線代表不同的統計假設：Beta 方法傾向於使結果看起來有害，而 Slope 方法傾向於使結果看起來有益，兩條線中間的範圍，就極可能是輕度拍打屁股真實因果效應的範圍，結果可以發現，好像年齡越大，輕度拍打屁股對後續外化攻擊行為越有影響？其實沒有，它的效果量非常之小，從-0.04到+0.12，這在研究中是微不足道的，連小效果量都算不上。
再來，任何父母在管教情境都一定多少會遇上兒少不順從的情境，如果依循威信型教養的原則 (在愛裡管教，必要時責罰，懲處中也傳達愛) 及做法，如下圖：
- 第1步先用對話策略： 從澄清、要求、尋求解釋和協商等策略開始。這些方法對某些兒童或在某些情況下是足夠的。
- 第2步執行限制： 當對話策略無法阻止持續且抗拒改變的違抗行為時，父母必須轉向適當的紀律後果。這時就會採用「暫時隔離 (Time-Out, TO)」、取消特權等方法。在相對早期的研究中顯示，對 2 歲和 3 歲的幼兒來說，對話策略不會永遠有用，只有在母親搭配了至少 10% 的時間使用非身體處罰（如 Time-Out 或取消特權）來執行紀律時，才能有效減少不服從和攻擊性。此外，也有學者主張：孩子對先前接受非身體處罰的記憶，能增強在對話中尋求解釋的有效性。特別強調一下，怕有些家長誤會，一般研究跟過去歐美國家家庭在執行「暫時隔離」法是坐小椅子或面壁，配合一定的時間。*
- 還是行不通時的第3步： 在有實證研究的親職行為訓練中，「暫時隔離 (Time-Out, TO)」、取消特權還是無法讓脫序的行為停止下來時，這時要加強積極介入的力道，可以選擇①短暫的房間隔離（Brief Room Isolation）： 將孩子短暫隔離在一個無刺激的房間裡。②拍打兩下屁股（Two-Swat Spanking）： 傳統上是以拍打臀部兩下來執行紀律。請記得幾點，走到第3步已經算是放大絕了：
- 目的是：當孩子知道父母會始終如一地執行不良行為該接受的後果時，他們會學會更快地遵守父母的指令
- 這是備用招，必要時才上場的，只有在孩子在父母開啟對話而不奏效時，父母才需要採取 Time-Out 或執行第3步來執行界限。第3步是輔助而非主要手段。這種做法的目的不是要過度懲罰，而是要技巧性地、持續性地使用堅定手段來打破孩子不服從的惡性循環
*我不曉得會不會有家長看到這邊已經心裡滿滿OS，想說「喔，什麼年代了，還有人在講Time-Out，是沒聽過Time-In嗎？我要的是促進親子關係的情感聯結，讓孩子覺得被接納、不被否定，引導孩子去想自己可以怎麼調節」，首先，老舊的東西不一定沒用，對吧？再來，雖說時移世易，這不是現代教養風潮的主流，但Time-Out被實用的時間、被驗證的次數，肯定是比絕對正向教養的方式要累積更多證據；第三，我們在《育兒真實感》中就講過，教養給父母的情緒勞動已經夠大了，需要的是符合自我做得到的方式來履行父母的職責，不是硬讓自己演戲；最後，我們一起回顧John Gottman也在他的著作《與孩子一起上的情緒管理課》自己示範的例子，John Gottman看起來是用了Time-In沒錯，但他先處理的是他自己的怒氣、指出孩子犯錯的點、再來才是讓孩子表達情緒，可沒有一上來就愛與包容的。
為什麼說有時第3步得用上，而且它有證據呢？下面這是針對2 到 6 歲反抗型兒童的親職行為訓練相關的研究，是看當使用到第3步當中的「拍打兩下屁股」之後，往後幼兒若有不良行為，媽媽在行使第1步、第2步的管教時，會不會有幫忙？其中上面一大組是兒童可以自行決定「暫時隔離」到底要多久，下面一大組是兒童要按家庭規範的「暫時隔離」隔好隔滿，可以發現，「拍打兩下屁股」對於幼兒順從管教有相當高的效果量，另外再參考1980-2010年的文獻可以發現，第3步裡頭的「短暫的房間隔離」與「拍打兩下屁股」效果是一樣好的。
絕對的正向教養、零體罰可能有什麼危機？
2024年的研究拿了1981-2018年3個親職行為訓練的隨機對照實驗來分析，就很明顯點出，兒少的順從性在加入第2步的紀律要求後才顯著改善，而且加入第二步後，爸媽比較能夠「鼓勵和肯定孩子適當的行為、表現出溫暖、接納和對孩子需求的敏感回應」。相形之下，「絕對正向教養」主張只使用溫暖和支持性指導，反對所有負面紀律後果（包括 Time-Out 和剝奪特權），是會碰壁的，尤其是在處理兒少的行為問題時：因為給兒少的界線感太模糊，缺乏發自家長「堅定控制」（firm control）的成分。
2017年的文獻更是直指這股暖心的「正向教養、零體罰」風潮中實證的缺陷與不足：
- 相關性謬誤： 從相關性推斷因果關係，導致所有矯正措施（如體罰或藥物治療）都可能看起來有害。
- 選擇性忽略證據： 忽視或否定來自隨機試驗的強有力因果證據，例如「暫時隔離」的有效性。
- 推論謬誤： 將「少量使用體罰優於過度使用體罰」的統計結果，錯誤推論至「零體罰」必然是最好的。(這就是衛福部不當地解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認定「打屁股屬於不法侵害或不當對待」，然後繼續滑坡到「打屁股就會打身體、打耳光，當孩子發現這樣打下去立刻有用，就可能學起來，就是個負面的教養方式，讓打人成為習慣。」)
- 混淆謬誤： 將不當使用（如過於嚴厲或濫用）與恰當的使用混為一談。
當爸媽忙著在教養現場彆手彆腳地扮演溫柔體貼的暖心爸媽時，會怎樣？我們之前講過，「密集教養」跟「正向教養」是高度綁定的，而且爸媽得戰戰兢兢地在人前接受社會大眾的壓力測試，2024年針對瑞士法語區義務教育最後一年的少年其父母親的研究就證實了：
- 母親承受更高的壓力： 母親比父親表示承受更高的「成為完美父母」的壓力。
- 導致負面涉入： 父母感知到的壓力與「過度保護（overprotection）」呈正相關。這包括①焦慮教養、②當孩子並未提出請求時，父母就過早解決問題或③不斷警告潛在危險，對青少年安全過度關注、④侵犯隱私。
- 父親的過度評價： 感知的壓力與父親的「過度評價（overvaluation）」呈正相關。過度評價是指父親會高估孩子的能力，認為自己的孩子優於他人、應享有特權。
- 對兒童的危害： 參考其他的研究顯示，過度保護會導致青少年心理社會適應能力降低，感到更多痛苦不適、自尊心下降、出現焦慮和憂鬱症狀。過度評價則可能使兒童發展出脆弱的自尊和自戀特質，並提高心理病態的風險，其特徵是持續的反社會行為、缺乏罪惡感、衝動、自私、冷酷無情和缺乏自省能力。
所以您還是信奉絕對的正向教養、零體罰這套嗎？還是得聲明一下，不是要您從此隨意毒打孩子，持續體罰的長期追蹤研究有很確實的證據，包括：心理健康問題、親子關係惡化、行為障礙和學業表現不佳，而且是跨高中低收入國家都有此類的影響存在，只是像作者群們提醒的一樣，「把所有類型的徾戒從歷代父母的教養工具箱中移除，甚至把『暫時隔離』、『拍打兩下屁股』這些有證據的方式妖魔化成體罰，認定它們就一定會對兒少產生不可抹滅的長期傷害，只會讓父母失去一項能夠有效處理兒童不當行為的工具而已」。
參考文獻：
Larzelere, R. E., Gunnoe, M. L., Roberts, M. W., Lin, H., & Ferguson, C. J. (2020). Causal evidence for exclusively positive parenting and for timeout: Rejoinder to Holden, Grogan-Kaylor, Durrant, and Gershoff (2017).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56(4), 287-319.
Larzelere, R. E., Gunnoe, M. L., Roberts, M. W., & Ferguson, C. J. (2017). Children and parents deserve better parental discipline research: Critiquing the evidence for exclusively “positive” parenting.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53(1), 24-35.
Larzelere, R. E., Gunnoe, M. L., Pritsker, J., & Ferguson, C. J. (2024).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ory Conclusions from Three Reviews of Controlled Longitudinal Studies of Physical Punishment: A Meta-Analysis.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60(7), 395-433.
Venard, G., Zimmermann, G., Antonietti, J. P., Nunes, C. E., & Van Petegem, S. (2024). Parenting under pressure: Associations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pressure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among mothers and father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33(12), 3813-3825.